四、大规模的国有化时期：1967年—1970年代末城市土地彻底国有化的主张，是文革开始之后的1967年11月4日，国家房产管理局、财政部税务总局《答复关于城镇土地国有化请示提纲的记录》中提出的。

无论如何，我国政党制度将来得适应通过市场而不是通过计划分配政治资源的客观情势。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在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方面，有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问题，即各地人大普遍存在违反法定原则，将法律规定候选人应该多于应选人的差额选举搞成几乎一律等额选举的做法。我国是一个实行制定法制度的国家，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条款几乎都必须由立法机关制定出法律才能真正实施，否则某项权利宪法即使确认了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修改宪法，将迁徙、罢工等确认为公民基本权利。在公民人身权利保护方面，久受国内外法律、法学界诟病的劳教制度[10]是一显例。这些内容是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的。

[14]我国现行政党制度还有很强的生命力，还有非常大的改革空间。我国现在经济发展迅速，社会比较稳定，有较充分的条件采取具体措施推进政治和司法体制的改革。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它的出现只是在我国国家机构体系中增加一个与国务院、最高法院平行的机关，不需要根本改变宪法原理和原则。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到1993年3月，我国终于修改《宪法》，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放弃计划经济体制，[4]今天，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经初步形成。改革现在法学界都在关心宪政（Constitutionalism）问题，宪政是包括理念和制度两方面的，本文专论宪政的制度方面，所以本文将自己确定的这种研究对象称之为宪制，以区别于宪政这一含义过于宽泛的名词。

逐步终止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员选举和补选环节普遍违反法律原则的做法。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实际情况看，我国非常有必要用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活动，其重点是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

改革开放30年来，各级人大与本级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依宪法和法律处理的，人大超越宪法、法律干预其他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情况并不常见。在人大代表选举方面，我国是这样一种现实：设区的市（还有自治州等）的人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全国人大，总共有三级代议机关的组成人员是间接选举产生的。其中，首当其冲的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保护问题。实事求是地说，这一宪法保障制度已经发挥了一定效用。

该法还规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这种现实情况决定了我国不可能采用美国那种违宪审查制，但有可能较大程度上参照德国的宪法法院模式或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模式。后来《宪法》修改机构放弃了设立宪法法院的方案，也完全是基于技术性考虑，并不是因为它违反宪法某项基本原则或违反政治原则。[8]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执行。

在我国设立宪法法院是完全可能的，从长远观点看这几乎可以说会是必然的选择。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进行了修订，并通过了《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以进一步建立健全法规和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制度。

如何使我国政治、法律生活的原则与我国经济生活的原则相匹配。1．民权与自由：包括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11]按照立宪国家普遍承认的判断标准，用这类规章限制公民宪法权利违反我国宪法确认的法治原则和我国宪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初衷。这种认识不小程度反映在中共中央2003年10月提出的宪法修正案建议稿和次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第18条修正案中。不过，对宪法这几次全面修改、尤其是1982年的修改，涉及的篇幅较大、条款较多。[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各级地方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主要机构。面对如此庞大的审查对象和潜在的违宪主体，即便成立专门的违宪审查机关，恐怕也是无能为力的。民主、法治的社会之所以相对而言比较稳定、能够持续发展，能够解决许多专制、独裁国家所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其重要诀窍之一是设立一套相对独立于任何社会经济组织或政治力量的司法体系，让它作为各种相互竞争的力量之间的缓冲器和争议仲裁者。

这个道理，就像狼来了的故事展示的弊端一样。例如，根据现行选举法的规定，每一农村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是每一城市代表所代表人口数的4倍。

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保护。有关国家机关用不符合法治标准的手段限制公民的某些基本权利，也对这些权利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执政党的进一步民主化是政治体制、司法体制进一步民主化的基础和必由之路。一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以宪法列举的为限，但宪法列举了的权利无疑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在现行宪制架构下如果我国政党制度的改革不能成功迎接日益增强的政治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挑战，那么它的发展方向将难以预估，而这已经不是现今有资料、有条件讨论的问题。[9]当年，从湖北到广州求职的大学生孙志刚在街头无端被有关行政部门依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收押，在广州收容中心被殴打致死。2．法治法治作为一个宪法原则，其宪法文本依据是1999年3月15日全国人大通过了第13条《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国家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例如，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即使是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事业组织，在处理就业、招聘、升学等事务时，户籍、性别、年龄、身高等性质的歧视也是很常见的，因为贯彻平等保护的法律还很少。

《宪法》在第5条中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4．对司法的监督超过一定限度就是干扰、干涉，而最好的监督就是在实行法官独立审判的基础上，将他们的判决放到阳光下。

而这一切，又必然对将要从2013年开始的另一个5年（2013—2018）里我国的宪制发展有直接影响。显然，城乡选民选举权不平等问题有望很快解决。

这些基本原则包括：1．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这项原则的内容相当于西方法律思想中的主权属于人民。法律限制公民基本权利要符合比例原则，即限制必须是必要的和合理的。

[12]可参见童之伟．从若干起冤案看人身自由的宪法保护（J）．现代法学，2004（5）．在此文中，作者为这个论点做了必要证明。2004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法制工作委员会下设立了法规审查备案室。为弥补这方面的缺憾，本文根据当今我国的具体情况和在宪制建设方面已有的基础，试对我国今后5—10年间应该或可能进一步采取的建设措施做一评估。我国宪法确认的有些基本权利实际上还没有法律的保障。

从宪理上说，其后制定和通过的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乃至1982年《宪法》（即经过了四次修改的现行宪法），都是在我国社会的不同阶段先后对1954年《宪法》进行修改的结果。可见，我国宪法和法律的上述规定已经构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宪法保障制度体系。

【注释】[1]宪制属于政治范畴，而政治是变化迅速、十分难以把握的社会现象。如果说我国目前还不能马上做到全国人大代表的选民直选，那么实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的选民直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国领导层应考虑通过完善法律和通过地方人大制定选举规则来规范竞争，不应人为地长期拒绝竞争性选举。他们需要告诫自己的党务干部，这是陷执政党于不义，是坑害执政党的行为。